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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轶杰】邓力群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作  者
徐轶杰
发表/出版时间
2021年09月09日
学科分类
人物研究
成果类型
学术论文
发表/出版情况
当代中国史研究
PDF全文

  [摘要]邓力群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宣传战线的杰出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在邓小平和胡乔木的领导下,邓力群积极推动决议的酝酿准备,直接参与组织起草工作。决议通过后,他出色地完成了传达贯彻决议精神的工作,并且受中央委托,以决议精神为指导,组织编纂《当代中国》丛书,创建当代中国研究所,编纂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开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领域。

  [关键词]邓力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代中国研究所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以史为鉴、开创未来”,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这既是中国共产党正视自身历史的郑重态度,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使党内思想进一步统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邓小平、陈云、胡乔木等老一辈革命家对《决议》的形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40年来,学界围绕他们对《决议》的指导和贡献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同时对《决议》的形成过程开展了初步探讨。本文通过搜集整理相关档案资料并结合亲历者口述访谈,试图考察邓力群在《决议》形成过程中的贡献。笔者认为,在邓小平和胡乔木的领导下,邓力群积极推动《决议》的酝酿准备,直接参与组织起草工作。《决议》通过后,他不仅出色地完成了传达贯彻《决议》精神的任务,而且受中央委托,以《决议》精神为指导,组织编纂《当代中国》丛书,创建当代中国研究所(以下简称当代所),编纂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开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下简称国史)研究领域。

  一、积极推动《决议》的酝酿与准备

  《决议》是全党解放思想、总结历史经验的集体智慧结晶。《决议》的形成经历了充分的酝酿和准备。这一过程本身就是党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过程。邓力群不仅参与其中,而且积极推动《决议》的酝酿与准备。

  1977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任命邓力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社科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兼机关党委书记,协助胡乔木主持社科院的日常工作。通过编制科研规划、恢复职称评定、恢复并创办刊物、组织出版社、成立研究生院等一系列措施,社科院逐步恢复了科研和工作秩序,成为思想解放的阵地。

  1978年底,社科院科研组织局邀请哲学、经济、法学、文学等研究所和《历史研究》编辑部部分同志座谈,研究中央即将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需要讨论的理论问题。在座谈会上,与会者认为,有几个基本问题需要明确:一是需要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做一回顾,对基本理论、基本政策做一总结,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二是毛泽东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一定要捍卫,要高举;三是当前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要科学地、准确地阐述什么是毛泽东思想体系,要把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和毛泽东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意见区别开来。12月30日,社科院科研组织局将这次会议提出的建议以《有关理论问题的一些意见》为题报送给邓力群。邓力群当即批示:将这份报告转送给胡乔木等负责同志。

  1979年1月23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社科院的同志在发言中表示,在这个新旧历史时期的交替时刻,我们必须认真总结历史经验,衷心希望党中央能够尽快地做出社会主义时期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全党范围澄清是非、统一思想,造福于子孙万代。

  事实上,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召开前后,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思想动向。“一方面,极少数仍坚持‘左’倾错误的人攻击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右倾、复辟、倒退;另一方面,有极少数人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帜,从右的方面来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针对这些情况,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

  1979年6月,中共中央做出决定:“在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国庆时,由叶剑英委员长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在庆祝大会上发表一篇讲话,回顾建国以来的三十年,对过去三十年作一个基本的总结,对‘文化大革命’十年和‘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重要问题,作出一定的带总结性的说明”。“讲话的起草在中央常委直接领导下进行,具体工作由胡乔木负责”。邓力群负责组织讲话起草小组并主持日常工作。起草小组的主要成员有廖盖隆、李洪林、席宣、郑惠、袁木、滕文生、龚育之、卢之超等。他们随后成为《决议》起草工作的主要成员。可以说,国庆讲话稿的起草为《决议》的起草做了人员上的准备。

  1979年7月6日,胡乔木主持召开座谈会,讨论国庆讲话稿的起草工作,邓力群、于光远、胡绳、宦乡等相继发言。在座谈会上,邓力群针锋相对地批评了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或认为社会主义搞早了的错误观点,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了,终究有了一个伟大的起点;过去30年确有许多事干得不好,但今后20年总会好一点,这个信心应该有,如果连这点信心都没有,不如退党算了。要通过30年的总结,树立起一个基本信念。

  在起草工作刚开始时,起草小组成员就如何正确对待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挫折莫衷一是。面对这种情况,邓力群回想起恩格斯曾经指出:“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据此,邓力群提出,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新中国成立后,都犯过错误,有的错误还很严重。但是,再严重的错误,都是我们党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克服的。新中国成立前是这样,1949年以后也是这样,“大跃进”的错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都是我们党自己纠正的。由此证明我们党是有希望的,有健康的力量在那里。邓力群的意见鼓舞了起草小组成员,启发了他们的思路,起草小组不再感到被动了。

  国庆讲话稿的起草过程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讲话稿经过“政治局会议讨论了两次,常委讨论了一次。稿子还发给中央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领导、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讨论,并且在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中间征求了意见。前前后后参加讨论的,大概有四千人”。这种发扬党内民主的组织方式后来也被运用到《决议》起草过程中。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1979年9月1日,起草小组拟出国庆讲话稿第二稿,送邓小平审阅。9月4日、12日,邓小平两次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就国庆讲话稿的修改问题提出意见:“还是要讲在三十年的历史上毛主席是有伟大功绩的,我们的一切成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下取得的”。“要使人看了这个讲话以后得出一个总的印象,我们的党和人民现在是真正坚持毛泽东思想,是完整、准确地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是真正将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付之实现,不是搞片言只语。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们要民主,也要集中,要自由,也要纪律,要个人心情舒畅,也要统一意志”。“现在,在一部分人中确实有点思想混乱,一是来自‘左’的,一是来自右的。不管是‘左’的右的,多数人都是一个再教育的问题。只要工作做得好,多数人是可以转化的。‘左’的右的思想都是反对四个坚持。其中有很多人是不懂事,不懂历史,没有生活经验。对这些人要作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

  9月14日,邓力群向起草小组传达了邓小平关于国庆讲话稿撰写的重要指示。在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同时,起草小组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撰写和修改国庆讲话稿,做到了民主与集中的统一。邓小平召集胡耀邦、胡乔木和邓力群等讨论国庆讲话稿形成基本意见,并由邓力群将意见传达给起草小组成员,由此形成了起草小组成稿经邓力群报送,再由邓力群传达邓小平等领导意见的工作机制。这一工作机制后来也贯穿于《决议》起草的全过程中。

  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发表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国庆讲话稿的起草为《决议》的起草做了人员、组织和工作机制方面的准备。邓力群在国庆讲话稿起草过程中的作用使他很自然地成为《决议》起草的重要组织者。

  二、直接参与《决议》的组织与起草

  “叶剑英国庆讲话发表后,党内外、国内外的反映都很好,认为这是一篇很好的讲话。同时又感到不满足。干部、群众中有一种强烈的呼声,到中共十二大召开的时候,应该对建国以来的历史问题作出结论”。

  1979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审时度势做出决定:“立即着手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召集胡耀邦、姚依林、邓力群谈当前的工作安排:“起草历史决议列为当前四项任务之一。要求现在着手,明年底六中全会讨论通过”。“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在中央常委会领导下进行,邓小平主持,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组织实施。起草工作由胡乔木具体负责。起草小组的组织、安排,同上下左右的联系、交流,由邓力群管”。10月30日,胡乔木、邓力群在北京西城前毛家湾1号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召集即将成立的历史决议起草小组成员开会。邓力群在会上传达了邓小平关于《决议》工作安排的谈话。

  胡乔木对起草工作做了布置:“现在就着手,以起草国庆三十年讲话的班子为基础。再从人民日报、新华社、解放军报和档案部门调人。分四个阶段做准备,今天开始就脱产。分段看材料、文件,借阅档案,找人访问、谈话”。由此开始了《决议》起草的历程。这期间起草小组陆续形成《决议》草稿、未定稿、讨论稿等近20稿,正式提交党内大规模民主讨论的有6稿,“至于起草小组反复修改的次数,已经无法计算了”。在邓小平和胡乔木的领导下,邓力群在《决议》起草过程中开展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及时、准确、全面地传达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对《决议》起草的指导思想和意见,落实中共中央对《决议》起草工作的领导。

  1980年2月20日,起草小组形成了《〈决议〉提纲(草稿)》并上报。4月1日下午,邓力群在中南海西楼向《决议》起草小组传达了邓小平3月19日和4月1日上午关于《决议》提纲和起草工作的意见。

  邓小平对《决议》的起草提出三条中心思想:“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力群在传达中指出,邓小平强调“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邓力群及时、准确、全面地向起草小组传达邓小平、陈云等领导同志关于《决议》起草的意见,落实了中共中央对《决议》起草工作的领导。这些意见经过邓力群等整理分别收入《邓小平文选》和《陈云文选》,成为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第二,积极协助胡乔木推进《决议》的起草工作,并向党内外说明《决议》起草和修改的具体情况。

  1980年5月12日,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和邓小平的意见,起草小组写出第一份草稿。胡乔木和邓力群审阅后,都认为这个稿子不行,与邓小平的要求相差甚远。因此,5月12日的稿子没有上报,要求起草小组继续修改。为此,5月16日、20日、24日,邓力群与胡乔木连续三次同起草小组一起研究稿子的修改问题。在讨论中,邓力群开门见山地指出,5月12日稿子的最大缺陷是“讲历史多,讲理论少”。他说:“要讲历史,要讲理论,不要陷到一件一件历史事件里面去,陷到一件一件事件里面去以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说了许多历史,反而看不到历史”。胡乔木当即表示:“邓力群同志说得很好。”经过深入讨论和修改,起草小组陆续形成了《决议提纲(5月23日)》和《决议草稿(6月7日)》并报送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

  1980年6月27日,邓小平明确表示:“决议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

  我们一开始就说,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整个文件写得太沉闷,不像一个决议。看来要进行修改,工程比较大”。

  邓力群协助胡乔木立即开始了重写工作。1980年7月22日,胡乔木给邓小平写信,汇报《决议》的写作进度。信中写道:“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和邓力群同志已经开始重写,希望在本月底至迟下月初能以新稿送上”。到8月初,起草小组形成了《决议(1980年8月8日稿)》。9月中旬,起草小组形成了《决议(1980年9月10日未定稿)》。

  1980年9月16日,邓力群致信邓小平写道:“‘历史问题’已经写出一个全稿,共六万二千字,送上请审阅”。“此稿一、二、三部分,这次就事实的方面做了一些修改,尽可能表达得更准确些。四、五部分有的内容,结构都是乔木同志设计的,我们改了好几遍,成为现在这个样子。”进入《决议》讨论的最后阶段,邓力群负责向党内外高级干部介绍《决议》起草和修改的具体情况。1981年6月17日,邓力群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西南组做了题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一些说明》的发言,介绍了邓小平、陈云几次重要谈话的基本内容,并对《决议》八个部分的重点做了说明。六中全会秘书组将这篇发言列为“六中全会参阅文件八”,印发给会议参加者。6月22日,邓力群受中共中央委托向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工商联负责人、部分无党派人士和参加全国政协工作的老同志介绍了《决议》的起草工作和主要内容。当天下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的六中全会预备会各组召集人碰头会上,邓力群汇报了《决议》根据六中全会预备会的意见进行修改的情况。这些介绍工作为党内外高级干部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起到了推动作用。

  第三,及时收集整理历次民主讨论的各种意见信息,协助胡乔木调整优化《决议》的结构。

  根据1980年9月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对《决议(1980年9月10日未定稿)》讨论的意见,起草小组形成了供“四千人大讨论”的《决议(1980年10月供党内高级干部讨论稿)》。

  在起草过程中,《决议》经过六次大规模的党内民主讨论,其中1980年10月中旬开始的“四千人大讨论”,“是党内民主的大发扬,也是对建国以来党的历史进行的一次深入、具体的研究”。“四千人大讨论”期间,“共发快报88期,简报937期,另有中央党校学员讨论的简报157期”。

  起草小组成员分别参加中央党政军机关关于《决议》的讨论,并将各小组当天讨论的情况书面汇报给邓力群。邓力群综合、研究各种意见,提出了一个“对于修改历史决议草稿的初步意见”,共12条。以此为基础,胡乔木形成了18条原则性的修改设想。根据这些意见,起草小组形成了《决议(1980年11月22日修改稿)》。

  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10月15日,邓力群曾在社科院党委常委会上发言,向即将参加“四千人大讨论”的几位同志介绍了“第四阶段”稿子的写作经过。在10月18日的分组讨论会上他又做了一次同样内容的发言。很多组知悉了邓力群的发言内容后都要求把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段补写上去。10月25日,邓小平明确表态:“看来,这段势必要写。”随后,邓力群整理形成《中央党政军机关讨论历史决议(草稿)中对“第四阶段”问题的意见汇集》报送中央。根据“四千人大讨论”的意见和中共中央的决定,“第四阶段”的写作得以进一步深入,《决议》的结构也进一步得以完善。

  第四,协助胡乔木,结合实际形势不断提升《决议》的科学内涵,并将《决议》深刻的历史思考落实到党的民主制度建设中。

  《决议》在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同时也初步总结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决议》是全党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以阶级斗争问题为例,《决议》起草小组最初沿用了国庆讲话稿中的内容,“既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又要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更不能人为地制造所谓阶级斗争”。1980年9月,波兰事件爆发。胡乔木认为,“波兰事件对我们有重大意义”。1981年6月7日,胡乔木在写给邓力群和吴冷西等人的信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除非领导犯严重错误(包括扩大阶级斗争和忽视阶级斗争,也还有其他性质的错误……波兰、匈牙利均属此种错误),就不应也不会出现大规模的无论属于什么性质的动乱”。他请邓力群、吴冷西商定“此意可否用简洁语言补入结尾一章的某处”。

  在《决议》修改的最后阶段,邓力群根据讨论的意见不断思索,在“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之后增写了“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邓力群加上去的这短短十几个字,丰富了《决议》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分析。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经验看,邓力群增加的这一表述使《决议》对阶级斗争问题的分析更加深刻而全面,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此外,邓力群还协助邓小平起草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这篇讲话不仅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还将《决议》中全党对历史经验的反思进一步落实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及民主建设上来,推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和民主制度的建设。与此同时,这一讲话的起草又促进了《决议》十条基本经验中第十条的撰写,即“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

  1981年6月27日,历经20个月酝酿与反复修改的《决议》,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一致通过。29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说:“相信这个决议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决议》的通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

  三、出色完成传达贯彻《决议》精神的工作

  《决议》通过后,邓力群承担了传达贯彻《决议》的工作,并拟定了《决议》的宣传提纲。

  1981年7月7—8日,邓力群在驻京部队师以上干部大会上介绍了《决议》的起草过程和主要内容。在传达《决议》的时候反复强调《决议》之所以是一个好的决议,关键在于党中央正确的、坚定的指导思想;起草小组下了苦功夫。尤其是起草小组的负责人胡乔木在《决议》上花了很大的精力,费了很多的心思,住院期间还多次打电话提意见,出院后立即又投入修改工作。

  青年是社会中最有活力的群体,也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青年群体能否充分理解《决议》精神、团结一致地投入现代化建设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1981年7月10日,邓力群在共青团中央报告会上,以青年朋友的身份阐释了《决议》的精神。在报告的结尾,邓力群号召大家“了解历史,尊重历史”,并提出:“学习历史,特别是学习党史和近代革命史,可以说是我们整整一代青年的共同任务”。邓力群的讲话深入浅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1981年7月中下旬,邓力群带领16人赴河北宣传《决议》精神。他用3个半天的时间,原原本本地将中央的主要精神、《决议》起草经过、主要内容以及《决议》涉及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分为20多个专题进行耐心的传达和讲解。各县委书记和公社书记普遍地认为这次传达很解决问题,使他们进一步消除了疑虑,理解了中央的意图,统一了思想。虽然气温高达37—38摄氏度、湿度大,会场人多、通风设备差,但是会场秩序一直很好。在河北传达《决议》精神的基础上,邓力群组织编纂了《介绍和答问——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书,秉承邓小平、陈云对起草《决议》的重要指导,进一步系统地传达《决议》精神。

  1981年8月11—12日,邓力群在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深入传达《决议》精神的同时,提出党史研究要以《决议》为基础,但不能停留在《决议》的写法上,还有很多问题需要仔细研究、详尽论述,要区别好党史与现代史的关系。

  1983年,邓力群担任《当代中国》丛书主编并以《决议》精神指导编写工作。

  至1990年,《当代中国》丛书已出版近100卷,积累了可观的文献档案并培养了一批编辑研究人才,创立当代中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机构、开展研究工作的时机已经成熟。6月,邓力群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代表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负责筹建和指导当代所工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馆的筹备机构。

  邓力群还将《决议》的精神贯彻到国史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当代所成立之初,“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他带领着当代所的干部职工筚路蓝缕地开拓了国史编研和宣传事业。

  邓力群积极为国史学科及其地位和作用发声,他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样一个学科,不是普通的学科,不是一般的学科,是关于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以至于世界进步事业至关重要的学科,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和荣誉的学科。它和国家的学说,党的学说,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都密切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不是简单的史实叙述,而是有许多理论问题要结合历史和实践加以探讨,加以阐明。”邓力群以《决议》精神作为国史撰写的基本原则,同时又要求研究人员在《决议》的基础上有所进步。他指出:“《决议》给写好国史奠定了基础,规定了方向”。“要研究《决议》,重视《决议》,领会《决议》。这不是本本主义”。“《决议》是按照历史规律写的,并经过了历史检验的”。“照抄《决议》不行,要有新意、新的视野、新的局面。”国史研究者必须要掌握评价历史事件人物的标准和政策界限,同时也要做一些新的补充和发挥。

  在中共中央的大力支持和精心指导下,2009—201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指示精神,组织、协调中央和国家30个部委两次审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送审稿)》并提出修改意见。2011年又组织18个部委第三次审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送审稿)》,国家统计局还审核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送审稿)》的大部分数据。2012年,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最终出版,成为一部政治性、学术性、科学性都较强的力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出版后,身边工作人员将样书送给病榻上的邓力群。此时他已失明,他将书稿贴在脸颊上,反复抚摸,一再嗅闻书稿的墨香。此情此景令在场众人无不动容。2014年冬,他在医院对前来看望他的同志们说:“小平、陈云、尚昆、乔木、薄老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没有完成呀。我们只能勉强说完成了一半”。“当年,他们是让我筹建国史馆。这件事,我完不成了,你(们)要接着干下去”。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邓力群仍然心系国史事业,表现了共产党人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的革命胸怀。

  在邓小平和胡乔木的领导下,邓力群积极推动《决议》的酝酿与准备、直接参与《决议》的组织起草并出色完成传达和贯彻《决议》精神,穷尽余生以《决议》精神为指导,开拓了国史研究领域,编纂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他始终以党和人民事业为重、坚持真理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作者简介]徐轶杰,历史学博士,助理研究员,当代中国研究所,100009。

  * 本文为当代中国研究所“十四五”国史学科发展规划项目之一“重要学术文献搜集整理研究工程”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5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